诗、绝句、乐府、律诗有何区别联系?唐诗三百首的顺序为何如此?
作者:真人线上  来源:真人线上娱乐  时间:2019-10-27 23:25  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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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新诗就是现代诗 白话诗 完全没有格律可言. 最严的就是近体诗 再来才是古体诗.

  字数不限 句数不限 对仗不限 平仄不限 押韵则是要双数句 但可以换韵. 乐府诗和古诗不同的是句法、 乐府诗多为长短句,古诗句式整齐多五言七言 两者皆可以合乐.

  句法必须五言或七言 平仄有定格 双数句必须要押韵 不可换韵. 绝句和律诗多有不同 很好判别: 绝句:五言为20字 七言28字 句数4句 对仗不限 、律诗:五言40字 七言56字 句数8句 三四句五六句必须对仗 两者皆不合乐.

  关于唐诗三百首的排序,我不知道你所见到的版本如何,反正我手边的版本其目录大致如下:卷一 五言古诗:张九龄《感遇》——孟郊《游子吟》卷二 七言古诗:陈子昂《登幽州台歌》——杜甫《古柏行》卷三 七言古诗:杜甫《观公孙大娘笛子舞剑器行并序》——李商隐《韩碑》卷四 七言乐府:高适《燕歌行》——杜甫《哀王孙》卷五 五言律诗:唐玄宗《经鲁祭孔子而叹之》——僧皎然《寻陆鸿渐不遇》卷六 七言律诗:崔颢《黄鹤楼》——沈佺期《独不见》卷七 五言绝句:王维《鹿柴》——李益《江南曲》卷八 七言绝句:贺知章《回乡偶书》——杜秋娘《金缕衣》很明显,编者是以诗体分类,再按作者年代为序排列下来的。并且诗体的先后也是依照诗歌发展状况排列的:古诗、乐府在前,律诗、绝句在后。

  1.诗按音律分,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。古体诗和近体诗是唐代形成的概念,是从诗的音律角度来划分的。

  (1)古体诗:包括古诗(唐以前的诗歌)、楚辞、乐府诗。“歌”“歌行”“引”“曲”“呤”等古诗体裁的诗歌也属古体诗。古体诗不讲对仗,押韵较自由。古体诗的发展轨迹:《诗经》→楚辞→汉赋→汉乐府→魏晋南北朝民歌→建安诗歌→陶诗等文人五言诗→唐代的古风、新乐府。

  ①楚辞体:是战国时期楚国屈原所创的一种诗歌形式,其特点是运用楚地方言、声韵,具有浓厚的楚地色彩。东汉刘向编辑的《楚辞》,全书十七篇,以屈原作品为主,而屈原作品又以《离骚》为代表作,后人因此又称“楚辞体”为“骚体”。

  ②乐府:本是汉武帝时掌管音乐的官署名称,后变成诗体的名称。汉、魏、南北朝乐府官署采集和创作的乐歌,简称为乐府。魏晋和唐代及其以后诗人拟乐府写的诗歌虽不入乐,也成为乐府和拟乐府。如《敕勒歌》《木兰诗》《短歌行》(曹操)。一般来说,乐府诗的标题上有的

  ③歌行体:是乐府诗的一种变体。汉、魏以后的乐府诗,题名为“歌”“行”的颇多,二者虽名称不同,其实并无严格区别,都是“歌曲”的意思,其音节、格律一般都比较自由,形式采用五言、七言、杂言的古体,富于变化,以后遂有“歌行”体。到了唐代,初唐诗人写乐府诗,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外,已有少数诗人另立新题,虽辞为乐府,已不限于声律,故称新乐府。此类诗歌,至李白、杜甫而大有发展。如,杜甫的《悲陈陶》《哀江头》《兵车行》《丽人行》,白居易的许多作品,其形式采用乐府歌行体,大多三言、七言错杂运用。

  (2)近体诗:与古体诗相对的近体诗又称今体诗,是唐代形成的一种格律体诗,分为两种,其字数、句数、平仄、用韵等都有严格规定。

  ②一种称“律诗”,每首八句,五言的简称五律,七言的简称七律,超过八句的称为排律(或长律)。

  律诗格律极严,篇有定句(除排律外),句有定字,韵有定位(押韵位置固定),字有定声(诗中各字的平仄声调固定),联有定对(律诗中间两联必须对仗)。例如,起源于南北朝、成熟于唐初的律诗,每首四联八句,每句字数必须相同,可四韵或五韵,中间两联必须对仗,二、四、六、八句押韵,首句可押可不押。如果在律诗定格基础上加以铺排延续到十句以上,则称排律,除首末两联外,上下句都需对仗,也有隔句相对的,称为“扇对”。再如,绝句仅为四句两联,又称绝诗、截句、断句,平仄、押韵、对偶都有一定要求。

  古体诗的发展轨迹:《诗经》→楚辞→汉赋→汉乐府→魏晋南北朝民歌→建安诗歌→陶诗等文人 ...

  古诗:“古诗”的原意是指古代学者所作的诗。约在魏末晋初,流传着一批魏、晋以前文人所作的五言诗既无题目,也不知作者,其中大多是抒情诗,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,被统称为“古诗”

  乐府诗以五言为主,兼有七言及杂言。句式比较灵活自由,语言自然流畅,通俗易懂,琅琅上口,生活气息非常浓厚。也就是说乐府诗很随意。律诗和绝句要求很严格。平仄和押韵以及字数都规定好了的

  再者,汉乐府与近体诗的区别在于:句式比较灵活自由,比兴的大量运用,形式多样,语言活泼生动。而绝句,律诗讲究严格的格律、平仄、押韵,讲究语言的凝练,意境的营造等。

  近体诗是相对古体诗而言的,产生较晚,起源于南朝,至唐初成熟。其中的律诗,形式固定,格律严密,每首八句。单句叫出句,双句叫对句,合起来称为一联。一二句叫首联,三四句叫颔联,五六句叫颈联,七八句叫尾联。颔联、颈联一般要对仗。首句可用韵可不用韵,通常押平声韵。五言简称“五律”,七言简称“七律”,十句以上的称排律。其中的绝句,又称绝诗、截句。它好像截取律诗的一半,每首四句。就其规格看,有的后一联对仗,类似律诗的首联、颔联;有的前一联对仗,类似律诗的颈联、尾联;有的两联都对仗,类似律诗的颔联、颈联;有的不用对仗,类似律诗的首联和尾联。绝句的韵脚在二、四两句,通常押平声韵。第一句如押韵,也押平声字。绝句有五言绝句、七言绝句两种,简称“五绝”和“七绝”。

  中国诗体。又称截句、断句、绝诗。每首四句,通常有五言、七言两种。简称五绝、七绝,也偶有六绝。它源于汉及魏晋南北朝歌谣。唐以后盛行近体绝句,格律同于八句律诗中的前、后或中间四句。所以,唐人有的在诗集中把绝句归于律诗。后来也有学者认为绝句是截于律诗之半而成。绝句灵活轻便,适于表现一瞬即逝的意念和感受,广为诗人所采用,创作之繁荣超过其他,绝句也被人视作唐人乐府(后面还有详细说明)。

  中国近体诗的一种。格律严密。发源于南朝,律诗要求诗句字数整齐划一,每首分别为五言、六言、七言句,简称五律、六律、七律,其中六律较少见。通常的律诗规定每首8句。如果仅6句,则称为小律或三韵律诗;超过8句 ,即10句以上的 ,则称排律或长律。通常以8句完篇的律诗,每2句成一联,计四联,习惯上称第一联为破题,第二联为颔联、第三联为颈联、第四联为结句。每首的二、三两联(即颔联、颈联)的上下句必须是对偶句。排律除首末两联不对外,中间各联必须上下句对偶。小律对偶要求较宽。律诗要求全首通押一韵,限平声韵;第二、四、六、八句押韵,首句可押可不押,律诗每句中用字平仄相间。上下句中的平仄相对,有“仄起”与“平起”两式。另外,律诗的格律要求也适用于绝句。

  古体诗, 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。近体诗形成前,除楚辞外的各种诗歌体裁。也称古诗、古风,有“歌”、“行”、“吟”三种载体。古体诗格律自由,不拘对仗、平仄,押韵较宽,篇幅长短不限,句子有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体和杂言体。

  四言诗,在近体诗中已经不存在了,虽不加“古”字,但不言而喻,就知道是古体诗。《诗经》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。两汉、魏、晋仍有人写四言诗,曹操的《观沧海》、陶渊明的《停云》都是四言诗的典型例子。

  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,简称五古、七古。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。《古诗十九首》都是五言古诗。汉代以后,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。南北朝时的诗大都是五言的,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中五言的也较多。而七古的产生可能早于五古。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见。到了唐代,七古大量地出现,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。

  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。诗句长短不齐,有一字至十字以上,一般为三、四、五、七言相杂,而以七言为主,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。《诗经》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。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,有歌、行、曲、辞等。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。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:有七言中杂五言的,如李白的《行路难》;有七言中杂三言的,如张耒的《牧牛儿》;有七言中杂三、五言的,如李白的《将进酒》;有七言中杂二、三、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,如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;有以四、六、八言为主杂以五、七言的,如李白的《蜀道难》。

  此外,古绝句在唐时也有作者;都属古体诗范围。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,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、对偶,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,介乎古体、近体之间的新体诗。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,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。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,多用拗句,间或散文来避律。

  古体诗格律自由,不拘对仗、平仄,押韵较宽,篇幅长短不限,句子有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体和杂言体。

  四言诗是古代产生最早的一种诗体。《诗经》中的《国风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等都是以四言诗为基本体裁。在先秦两汉的其他典籍里,如《史记》所载《麦秀歌》,《左传》所载《宋城子讴》、《子产诵》等,也都是以四言体为主。可见,在西周到春秋时期,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,娱乐场合还是祭祀场合,最流行的诗体是四言诗。

  五言诗,古代诗歌体裁。是指每句五个字的诗体,全篇由五字句构成的诗。五言诗可以容纳更多的词汇,从而扩展了诗歌的容量,能够更灵活细致地抒情和叙事。在音节上,奇偶相配,也更富于音乐美。因此,它更为适应汉以后发展了的社会生活,从而逐步取代了四言诗的正统地位,成为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。初唐以后,产生了近体诗,其中即有五言律诗、五言绝句。唐代以前的五言诗便通称为“五言古诗”或“五古”。

  五言诗是每句五个字的诗体。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,大约起源于西汉而在东汉末年趋于成熟。当然,《诗经》中早就有五言的句子,如《召南·行露》:“谁谓雀无角,何以穿我屋?谁谓女无家,何以速我狱?”汉魏六朝时期的诗作,以五言为主。说明五言诗形成于此一时期。古代本有五言诗起于李陵《与苏武诗》的说法,但后人多加以否认,如苏软题(文选动便说:“李陵、苏武,五言皆伪。”又有说五言起于《古诗十九首》,也未获广泛赞同。大抵五言诗系吸收民歌的形式而成。

  秦始皇时的民歌《长城谣》:“生男慎勿举,生女哺用脯。不见长城下,尸骸相支柱。”就是使用五言。汉代的乐府诗如《江南》、《白头吟》、《陌上桑》、《孔雀东南飞》等也是五言。文人作的五言诗,一般认为最早的要算班固的《咏史》。五言的句式是在四言的基础上每句增加一个字,在句子的节奏上增加了一拍,形成了二二一或二一二的节拍群。由于不同节奏在诗中交错运用,就使句式更富于变化,更具有音乐感。

  六言诗是旧诗的一种体裁,全诗都是六个字一句,不太流行。在《诗经》中已有萌芽。其后诗人也偶尔写过六言四句的短诗,如王维的《田园乐》:桃红复含宿雨,柳线更带朝烟。花落家僮未归,鸟啼山客犹眠。

  六言散句最早散见于《诗经》。其中有单句,亦有偶句。如“室人交遍谪我”、“室人交遍摧我”(《邶风·北门》),“行役夙夜无已”、“行役夙夜无寐”(《魏风·陟岵》),“五月斯螽动股,六月莎鸡振羽”(《豳风·七月》),“置之河之干兮,河水清且涟漪”(《魏风·伐檀》)。正是因为《诗经》中有这么多的六言句,挚虞和刘勰论六言诗的起源,才追根溯源到这里。但是,《诗经》中的六言诗仅是散句,既比较少见,又没有两句以上的六言句连续出现的情况。所以,如果以为在《诗经》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完整的六言诗,显然缺少足够的证据。

  到了《楚辞》,六言句不仅较为常见,而且有连续四句以上的情况出现。《离骚》的基本句式是上七下六,如“驷玉虬以乘笲兮,溘埃风余上征。朝发轫于苍梧兮,夕余至乎玄圃。欲少留此灵琐兮,日忽忽其将暮。吾令羲和珥节兮,望崦嵫而勿迫”。这样一种句式,如果去掉上句的“兮”字,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六言诗的雏形。《九辩》中甚至出现了连续的六言句:“慷慨绝兮不得,中瞀乱兮迷惑。私自怜兮何极,心怦怦兮谅直。”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。因为,作为一种诗歌体式,如果能够独立成为一首诗,至少应该有四句以上,否则只能算是诗句,而不能算是一首完整的诗歌。可以说,《离骚》的上七下六句式及《楚辞》中大量出现的整齐的六言句,为六言诗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。

  完整而规范的六言诗是在建安时期才出现的。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六言诗,是孔融的三首六言诗。孔融是建安七子之一,诗文俱享名于当时。在诗歌创作上,他在借鉴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和两汉乐府六言散句的基础上,创作出了完整的六言诗:

  从洛到许巍巍,曹公忧国无私,减去厨膳甘肥。群僚率从祁祁,虽得俸禄常饥,念我苦寒心悲。

  孔融之后,曹丕、曹植兄弟皆有六言诗传世。曹丕有六言诗三首,其中《黎阳作诗》和《令诗》是规范的六言诗;《寡妇诗》形式为六言,但因每句第四字为“兮”字,因而可视为六言别体。《黎阳作诗》是曹丕早晨经过黎阳,准备东渡黄河时所作。诗人在黎山之上四面望去,“北观故宅顿倾,中有高楼亭亭,荆棘绕蕃丛生。南望果园青青,霜露惨凄宵零”,不由得生出“彼桑梓兮伤情”的感慨。《令诗》是曹丕即将称帝时所作,前三句“丧乱悠悠过纪,白骨纵横万里,哀哀下民靡恃”,表达了对即将禅位的汉献帝的谴责之意,而“吾将以时整理”之句,不经意间流露出诗人志在天下的抱负和雄心。

  七言诗包括七言古诗(简称七古)、七言律诗(简称七律)和七言绝句(简称七绝)。

  七言体古代诗歌体裁,全篇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的诗体。它起于民间歌谣。先秦时期除《诗经》,《楚辞》已有七言句式外,《荀子》的《成相篇》就是模仿民间歌谣写成的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体韵文。西汉时期除《汉书》所载的《楼护歌》、《上郡歌》外,还有司马相如的《凡将篇》、史游的《急就篇》等七言通俗韵文。东汉七言、杂言民谣为数更多,如东汉末年的《小麦谣》、《城上乌》(司马彪《续汉书·五行志》)、《桓灵时童谣》举秀才(葛洪《抱朴子·审举》)都是很生动、通俗流畅的七言和杂言民间作品。相传汉武帝曾会聚群臣作柏梁台七言联句,但据后人考证,实系伪托,并不可靠。魏曹丕的《燕歌行》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创作的完整七言诗。以后汤惠休、鲍照都有七言作品。鲍照的《拟行路难》18首,不仅在诗歌内容上有很大扩展,同时还把原来七言诗的句句用韵变为隔句用韵和可以换韵,为七言体的发展开出了新路。从梁至隋七言体诗歌逐渐增多,至唐代七言诗才真正发达起来。七言诗的出现,为诗歌提供了一个新的、有更大容量的形式,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力。

  杂言诗,因诗中句子字数长短间杂而得名,其句中字数不定,最短仅有一字,长句有达九、十字以上者,以三、四、五、七字相间者为多。其特点是形式比较自由,便于无所拘束地表达思想感情。凡是以情致或气势胜的诗人,对于杂言诗都有极大的偏爱。

  中国古代诗歌整齐划一的格律诗发展到中唐达到巅峰状态(代表诗人是杜甫),因为其形式上的诗美空间已经被唐代的大诗人挖掘而所剩有限,因此唐末五代中国的格律诗向杂言诗发展,形成一个对整齐划一而导致形式有些僵化的格律诗的反拨,而最终定型为“词”这一杂言诗体制形式。而词,最终发展到了“一代之文学”的高度,取得伟大成就。

  乐府是自秦代以来设立的配置乐曲、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的专门官署,汉乐府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。这些诗,原本在民间流传,经由乐府保存下来,汉人叫做“歌诗”,魏晋时始称“乐府”或“汉乐府”。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诗,亦称“乐府诗”。

  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,“有代,赵之讴,秦,楚之风,皆感于哀乐,缘事而发,亦可以观风俗,知薄厚云”。可见这部分作品乃是汉乐府之精华。《史记乐书》载,汉乐府的设置不晚于汉惠帝二年(公元前193),但搜集民歌俗曲于汉武帝时,已知搜集于东汉末年,共搜集民歌俗曲138篇。宋人郭茂倩所编《乐府诗集》100卷,分12类(郊庙歌辞,燕射歌辞,鼓吹歌辞,横吹歌辞,相和歌辞,清商曲辞,舞曲歌辞,琴曲歌辞,杂曲歌辞,近氏曲辞,杂歌谣辞,新乐府辞)著录,是收罗汉迄五代乐府最为完备的一部诗集。《乐府诗集》现存汉乐府民歌40余篇,多为东汉时期作品,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当时底层人民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,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,表现了激烈而直露的感情,形式朴素自然,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,语言清新活泼,长于叙事铺陈,为中国古代叙事诗奠定了基础。

  汉乐府是继《诗经》之后,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,不同《诗经》(《诗经》亦是现实主义),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。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,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,由杂言渐趋向五言,采用叙事写法,刻画人物细致入微,创造人物性格鲜明,故事情节较为完整,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,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,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。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,于与诗经,楚辞可鼎足而立。

  《陌上桑》和《孔雀东南飞》都是汉乐府民歌,后者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,《孔雀东南飞》与《木兰诗》合称“乐府双璧”。[2]

  汉代从武帝开始,就频繁地发动战争,大量地征调行役戍卒,造成人民的大批死亡,也使很多家庭遭到毁坏。《战城南》的笔触不仅涉及到战场上凄惨荒凉,还延伸到广阔的社会空间,写出战争造成的社会秩序的破坏、农业生产的荒废。《十五从军征》,以“十五从军征”与“八十始得归”写出了兵役制度的黑暗,两个数字之间巨大的距离令人心惊,它带来的不仅是个人的悲剧,也造成家庭“松柏冢累累”的惨象。

  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讲述了具有完整情节的故事。如《妇病行》《孤儿行》、《孔雀东南飞》等等。有时情节还曲折多变。《孔雀东南飞》扣住兰芝夫妇的坚贞爱情与封建专制的矛盾,展开了丰富而曲折的情节。兰芝不堪刁难,自请遣归,掀起波澜;仲卿求情,似乎能平息矛盾,但焦母态度蛮横,矛盾反而更加尖锐。焦刘分手前的盟誓,使矛盾稍缓。而兰芝被逼再嫁,又使矛盾激化。情节跌宕起伏,一波三折。汉代乐府诗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。其写人的手法十分娴熟。或通过人物言行表现人物性格,或利用环境、景物衬托人物形象。《妇病行》《孤儿行》的细节、《陌上桑》中的对话、《孔雀东南飞》中人物的行为以及环境气氛,都有效地刻画了人物。

  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,《汉书·礼乐志》云:“至武帝定郊 祀之礼,……乃立乐府,采诗夜诵,有赵、代、秦、楚之讴。以李延年为协律都 尉,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,略论律吕,以合八音之调,作十九章之歌。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,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,昏祠至明。”乐府的职能在武 帝时进一步强化,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,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。 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,得以流传下来。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《安 世房中歌》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,还在祭天时演唱,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。据 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记载,武帝时,乐府令下设三丞。又据《汉书·礼乐志》 所言,至成帝末年,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,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。武 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,是乐府的昌盛期。哀帝登基,下诏罢乐府官,大量裁 减乐府人员,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,从此以后,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。

  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,一个是太予乐署,行政长官是太予乐 令,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,隶属于太常卿。一个是黄门鼓吹署,由承华令掌管, 隶属于少府。黄门鼓吹之名西汉就已有之,它和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。至东汉, 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,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 作用,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、演唱,因此得以保存。郊庙歌辞:主要是贵族文人为祭祀而作的乐歌,华丽典雅,没有什么思想内容。如《安世房中歌》十七章(楚音)、《郊祀歌》十九章

  1、鼓吹曲辞:又叫短箫铙歌,是汉初从北方民族传入的北狄乐。歌辞是后来补写的,内容庞杂。主要是民间创作。

  2、相和歌辞:音乐是各地采来的俗乐,歌辞也多是“街陌谣讴”。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,是汉乐府中的精华。

  3、杂曲歌辞:其中乐调多不知所起。因无可归类,就自成一类。里面有一部分优秀民歌。

  首先,《唐诗三百首》是一部什么性质的选集呢?很明显,孙洙在自序中说的比较明白:

  “世俗儿童就学,即授《千家诗》,取其易于成诵,故流传不废,但其诗随手掇拾,工拙莫辨,且止五七律绝二体,而唐、宋人又杂出其间,殊乖体制.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,择其尤要者,每体得数十首,共三百馀首,录成一编,为家塾课本,俾童而习之,白首亦莫能废,较《千家诗》不远胜耶?谚云:“熟能唐诗三百首,不会吟诗也也会吟.” 请以是篇验之”

  显然,这部选集是作为童子学习的家塾课本,一本入门性质的选集。作为儿童读物需要考虑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?浅显易懂,易于成诵。从这个角度考虑,有格律要求的近体诗(律诗与律绝)较之于古体诗是更朗朗上口的,并且在长度上一般来讲律诗(特别是律绝)都要更短一些,更易于记诵。按照这样的考虑,那么为什么最后呈现出来的是古诗、律诗、绝句这样的排列顺序呢?

  显然,作为一部入门选集,孙洙考虑的还有什么才是学习诗歌的正确道路问题,即入门需正。这大概包括两方面的内容。一是内容的正;一是技艺的正。内容的正主要就是思想态度价值观的问题,跟题目关系较小,不展开。说一下技艺的正。从唐代开始,对古诗和律诗就有风骨和声律的讨论。即古诗多重风骨,主抒情言志,重比兴;而律诗的产生之初由于对声律技巧的追逐,文人之间游戏炫技的意味较重,对于表达情感这块比较缺乏。所以一般认为一开始便学习律诗容易由于对声律的追逐而流于浮泛,而正确的路径的是先从重风骨的古诗入手,以重情志,培养底气。

  而律诗与绝句之间,又一般认为绝句体制短小,容易逼仄,尤为难写。所以根据这样的一种诗学观念,《唐诗三百首》最终呈现出古诗、律诗、绝句这样的排列顺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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